沉痛！驚聞鐘揚老師在內蒙出差遭遇車禍不幸逝世的消息，悲痛之情久久不能平息！想起兩年前，鐘揚老師給小森上課的場景：熱情澎湃地講著如何從無到有在上海建紅樹林的經歷，將在西藏采集種子的危險化作風趣幽默的段子，嚴肅地和我們探討植物科研問題……

而一個月前，還看了鐘老師在一席的演講《種子方舟》，打算過些時間寫一寫他不辭艱辛、不遠萬里，收集一顆顆種子來造福蒼生的追求和故事。

不曾想……

著名植物學家、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鐘揚，

25日上午在內蒙古遭遇車禍，

不幸離世，

年僅53歲。

▲微電影《播種未來》記錄鐘揚教授在西藏進行植物學研究的故事。

鐘揚老師十幾年間走遍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區(qū)，收集可能上百年后會對人類有用的植物種子。一個月前，他還在“一席”上演講《種子方舟》，講述了自己通過收集一顆顆普普通通的種子來造福蒼生的故事。

何為雋永？我們的理解是，一生一心一意做一件事的意義。

鐘老師的一生，致力于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他給上海的未來獻了一份禮——紅樹林。

復旦官網黑白悼念

“我校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著名植物學家鐘揚教授9月25日上午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

25日下午16:11，復旦大學官網，黑白色頁面上，50個字，擊碎了許多人的心。

微信朋友圈里，無論是本校的、其他高校素未謀面過的人，都點起了蠟燭圖標。曾與他共事過一段時間的年近四十的男教授，在電話那頭，痛哭失聲。

憶鐘揚：天堂里有沒有種子

一生一心一意，做一件事

鐘揚老師的一生，致力于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他出生于1964年，15歲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素有“神童”之譽。當時的專業(yè)是無線電電子學。去了日本國立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后，改讀生物系統(tǒng)科學，博士畢業(yè)，后在中科院武漢植物所工作。

2000年，鐘揚老師來到上海，擔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教授。

他給上海的未來獻了一份禮——紅樹林。

“深圳的福田有紅樹林，香港的米埔有，臺灣的淡水、日本的沖繩也有，只要稍微熱一點的海邊都有紅樹林，為什么上海不能有呢？”

他決定試一試。

“他每個月都要從復旦校園離開，去兩個對他有特殊意義的地方：

一個是距離邯鄲校區(qū)80公里遠的南匯臨港，那里有六年前他和同事們親手培植的紅樹林；

一個是4000公里外的西藏，在藏北高原和藏南山谷，都有他為了采集種子樣本而留下的足跡。

”據(jù)2015年11月16日的《復旦青年》，鐘揚在申請課題的時候，向評委表示，“在上海種紅樹是為了給上海打造新的名片”。栽種8年之后，無瓣海桑、秋茄、桐花樹、老鼠簕這4種紅樹已經基本適應上海的氣候，即使在冬天，不需要大棚也能存活。

這已是植物學上的極大突破。

鐘老師希望，很多年后，當人們再在這里拍照時，灘涂上長滿茂密繁盛而綿延不絕的紅樹，那時的上海就可成為真正的“美麗的海濱城市”。

去西藏收集野生植物資源16年

“ 

作為植物學家，我們經常在講，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他在“一席”演講中說，這個種子實際上是應對全球的變化。你猜測一下，假設一百多年以后還有癌癥，假設那時候大家發(fā)現(xiàn)有一種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于氣候的變化，這個植物在西藏已經沒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個姓鐘的教授好像采過了。

”

鐘揚老師認為，種子的作用是重要的，但糟糕的是，由于全球環(huán)境的破壞、人類活動的劇烈，在了解和知道它能否被利用之前，不少種子已經絕跡。他看到很多國外的科學家已在將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想法付諸實現(xiàn)，比如被稱為“種子方舟”或“末日種子庫”的斯瓦爾巴特種子庫。

2009年，鐘揚老師被教育部批準為長江計劃特聘教授（西藏大學）。他是援藏干部，曾獲“全國對口支援西藏先進個人”。

青藏高原是國際生物多樣性的熱點地區(qū)，一共有將近6000個高等植物物種，占到全國高等植物物種的18%。即使是這樣一個龐大的數(shù)字，他認為也被嚴重低估了。

于是，他去了西藏，一直在收集野生植物資源，堅持了16年，至今。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數(shù)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他們對鐘揚老師都只聞其名未見其人。“因為鐘老師長期在西藏搜集種子，做這個工作的學者非常少見。”一位本科生說。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生工作組在今天發(fā)的微信文章《沉痛悼念鐘揚教授 | 他用一生播種未來，留下令人感動落淚的生命高度》里提及，“鐘老師很忙，忙到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個小時”。他的學生兼同事扎西仁次說，鐘老師有一個特殊的本領，“非常善于利用時間的碎片”，飛機上，寫文章；主席臺上，也偷偷寫。

愛給孩子們做科普

有人說鐘揚老師高調，他的媒體曝光率確實高，但實際上，他只是十分樂意做科普。

鐘揚熱衷于青少年科普活動，包括為中小學生舉行科普講座、撰寫和翻譯科普著作。

他還承擔上?？萍拣^和自然博物館的中英文圖文版工作。DNA結構發(fā)現(xiàn)者詹姆斯·沃森的傳記《基因女郎伽莫夫——發(fā)現(xiàn)雙螺旋之后》和訪談錄《DNA博士》等書就是由他的團隊翻譯成中文。    

鐘揚老師在一次訪談中說，他相信科學能深入兒童的心靈。他在給雜志《科學隊長》中解釋他為什么愛給孩子做科普——

“

一個小孩子其實很難靠幾本書來準確了解科學道理。

不過，書中那些遙遠的故事及其承載的有趣知識，

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滲透進腦海。

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或場合，

這些似是而非的知識也許會與新的思想活動碰撞出火花，

并以獨特的科學氣質展現(xiàn)出來。

只有此時，

長大的孩子才能真正體會到，

‘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人生意境。

”

而他自己的好奇心也有父母引導。他回憶小學二年級時從書中讀到了一點電池的知識，立即就將家里手電筒中的大電池倒出來，用鐵釘打出小洞，再往洞內灌各種各樣能找到的酸性液體。他的母親是中學化學老師，看到那一堆廢電池時，沒有責怪他，還將他帶到化學實驗室去觀摩實驗課。

他的雙胞胎兒子，均以植物命名：云杉和云實。一個是裸子植物，一個是被子植物。他認為，只要有可能都應當用植物給孩子命名，“如果植物取名蔚然成風，會給分類學在社會上帶來很大的影響”。

赤忱之心，一目了然。

▲圖為《播種未來》紀錄片截圖

追記鐘揚教授兩三事：

藏波羅花在高山礫石間綻放

箱子和牙刷

第一次見鐘揚教授，被驚住了，黑紅臉龐，壯實的肩膀，實在太不像“教授”了。他的辦公室里，特別醒目的是一個臥在辦公桌旁的大箱子，許多行李托運標簽還沒撕掉，洗手臺前，牙膏牙刷一應俱全。“我經常要出差，這樣最方便啦，”鐘教授這樣說。

青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樣性研究的“熱點”地區(qū)之一，100多年來，國內外學者對這里的植物資源及其特殊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研究興趣有增無減，培養(yǎng)出一支西藏“地方隊”尤顯重要。十多年前，鐘老師主動找到西藏大學：“西藏的研究條件得天獨厚，生物學科肯定能夠做好。”在復旦大學支持下，他開始在西藏大學從事科研合作，當時并沒有任何額外待遇。

“創(chuàng)業(yè)”之初，最大的障礙并不是高原反應，而是信心。當鐘老師提出“以項目帶學科帶隊伍”時，西藏大學副教授瓊次仁和不少老師一樣，不相信能做得成，因為那里沒人申請過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鐘老師什么都沒說，他和大家一次次去野外考察。2002年，他指導瓊次仁等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未成功。第二年，“西藏大花紅景天的居群分布、化學成分變化及地理信息系統(tǒng)研究”項目申報成功，轟動西藏大學。

有一種植物名為擬南芥，實驗價值堪比果蠅和小白鼠。尋找特殊的擬南芥材料，成為全球植物學界競爭的方向之一。

在鐘揚指導下，兩位學生許敏和趙寧，利用休息時間，每周末坐公交外加爬山路，爬上4000多米海拔高峰尋訪，終于找到一種全新的擬南芥生態(tài)型。

這一發(fā)現(xiàn)即將正式發(fā)表，鐘揚將其命名為“XZ生態(tài)型”，那既是兩位年輕人姓的縮寫，更是西藏首字母組合，意義非凡。

“這是西藏的饋贈，也是大自然的回報。”鐘揚老師這樣說。

高山上的雪蓮

曾與鐘教授聊了很多，印象最深的是這一段話。

“ 

雪蓮的青藏高原種群相較其他環(huán)境優(yōu)越地區(qū)的種群，明顯要差得多，但這些矮小的植株竟能耐受干旱、狂風、貧瘠的土壤以及45攝氏度的晝夜溫差。

生物學上的合理解釋是：它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這些一群又一群不起眼的小草，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地緩慢推進……當一個物種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須迎接惡劣環(huán)境挑戰(zhàn)的時候，總是需要一些先鋒者犧牲個體優(yōu)勢，以換取整個群體乃至物種新的生存空間和發(fā)展機遇。

先鋒者為成功者奠定了基礎，它們在生命的高度上應該是一致的。這就是生長于珠穆朗瑪峰的高山雪蓮給我的人生啟示。

”

高山雪蓮，專業(yè)名字叫“鼠麴雪兔子”。1938年，德國探險家希普頓在海拔6300米左右的珠穆朗瑪峰南坡采集到這一神奇的物種，將其記載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今天，對高山雪蓮的深入研究將有助于人類了解全球氣候變化與高原生物響應間的關系。

為此，鐘揚老師與他的學生、

西藏大學同事扎西次仁和拉瓊一行，

一次次前往珠峰，

終于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北坡

采集到了寶貴的樣品。

曾有人問鐘揚老師，如果不去西藏，留在上海專心搞研究發(fā)論文，是否有更多成就。“也許是吧，”他答得坦率，卻并不后悔。在復旦大學先進黨員報告會上，他就是用這樣一段話，來說出自己對高山雪蓮的熱愛，這何嘗不是他的人生縮影？

一首詩，一篇文

“那年8月，我們的考察隊沿著泥濘小道穿越羌塘草原。在某天的掌燈時分，一班人馬跌跌撞撞來到了班戈、尼瑪間一個海拔近5000米的小鎮(zhèn)。高原寒夜和連日的奔波使人無暇他顧，我們匆忙間找到了一個家庭旅館就住下了。半夜，一陣胸悶將我從睡夢中驚醒。我急忙喚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說‘開點窗吧’。他應聲起床。黑暗中，卻聽‘哐當’一聲巨響，一股寒風撲面而來——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戶從二樓推了下去……”

一篇《藏北的窗》，記錄的是鐘教授的一個平常工作片段。那天采訪快結束時，他拿出來給我看，平實的行文，字里行間看得出深深的喜悅與愛，或者還有些“小驕傲”吧。

今天找出來，接著讀下去，當時的感動依舊：“窗戶掉下去的第二天清晨，隊伍重新啟程，車開了回頭看，熟悉的土墻，掛滿經幡的瑪尼旗桿，旅館老板一家子揮舞告別的手臂……那后面，一縷晨光正巧投進洞開的窗口，心頭頓時涌起暖意。”

鐘教授的學術建樹與情感，不僅僅留在西藏，他帶著走遍各地采集的種子，為國家種子庫的完善奔波；他為上海海灘培植紅樹林勞心，希望將其作為“獻給上海未來的禮物”。

如今，紅樹漸已成林，他卻遠行。

“世界上有多少玲瓏的花兒，出沒于雕梁畫棟；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羅花，在高山礫石間綻放……”他的藏族學生忘不了，這首藏語詩是老師特別為他朗誦的，祝賀自己完成博士學位論文。那時，一首詩未盡，年輕人已經濕了眼眶。

再一遍，“世界上有多少玲瓏的花兒，出沒于雕梁畫棟；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羅花，在高山礫石間綻放……”

附

鐘揚簡歷

鐘揚，1964年出生，博士，教授

教育部長江特聘教授

國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

2005年教育部新世紀優(yōu)秀人才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

1979年-1984年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本科

2002年-2005年 Graduate University for Advanced Studies, Japan 博士研究生

2000年至今 復旦大學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