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曾言：“字為世間至寶，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貧賤者富貴，疾病者康寧。圣賢道脈，得之于千古，身家經(jīng)營，遺之于子孫，莫不仗字之力。”綜觀現(xiàn)存各族文字，漢字于世界之林中獨樹一幟，并吸引其他各族人民爭相學習和模仿，何也？筆者竊以為在一“博”字。先是漢字歷史之廣博。據(jù)目前考證來看，中國漢字最早可追溯至商代先民創(chuàng)造的甲骨文，后逐漸演變出金文、篆書、隸書、草書、楷書及行書，共經(jīng)歷了近5000年的歷史，時間跨度之大，中間變化之紛繁復雜，自無法一言以蔽之。再者是漢字構(gòu)造學問之博大。漢字是音形義的結(jié)合體，這三者如何雜糅成一？中國古時的學者們極具智慧地以“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zhuǎn)注和假借——來歸納先祖的造字原理，后又按照這一理論再造新字。在這一過程中，出現(xiàn)了同源字、古今字、異體字和通假字等種種現(xiàn)象，從而使?jié)h字得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不斷繁衍革新以至今日。

文字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更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結(jié)晶。余光中在其散文名篇《聽聽那冷雨》中寫道：“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漢字之所以博大精深，其核心便在于廣闊的文化內(nèi)涵。老祖宗造字之初，就從生活中汲取靈感，如四季時令、天文地理、生肖植物等等，從而賦予漢字多樣而統(tǒng)一的文化身份，因而那一方天地里能呈現(xiàn)出包羅世間萬象的繽紛面貌。各族文字皆有其奧妙所在，但能從文字進而轉(zhuǎn)化為一種藝術(shù)的，就僅有漢字而已。乍一看中國漢字，不外乎點和線的構(gòu)成，但當那些點畫與線條被一種精巧的構(gòu)思進行排列組合時，書法藝術(shù)便就此誕生。康有為說：“書雖小技，其精者亦通于道也。”在古人眼中，書法比起治學也許確是“小技”，然而技藝修煉到一定境界也能通達“道”之玄妙境地。中國的書、畫本就同源，如甲骨文及更早的象形文字，均以刻畫圖形來表意，后乃逐步衍生出相應的字形來。當“形”脫離“意”而獨立成為一種近于畫的樣式時，書法藝術(shù)的魅力便得以彰顯。觀名器之書與名家之作，金文稚氣未褪，古樸厚重；篆書嚴整勻稱，莊嚴肅穆；隸書“蠶頭燕尾”，穩(wěn)健大氣；草書如駿馬奔馳，奔放浩蕩；楷書似女子玉立，端莊素雅又落落大方；行書則兼采草、楷所長，既有草書之靈動生氣，又不失楷書之嚴謹章法，動靜相宜。西漢揚雄云：“書，心畫也”，若置此類言論于中國書法史，即知其并非空穴來風。書法家往往心有所感則訴諸筆端，于是筆畫提按之間皆有其人之氣質(zhì)神韻在，個中性情顯露無遺：張芝的“一筆書”縱橫恣肆、變幻萬端，確有一代“草圣”之落拓不羈；“二王”的行書雄秀流動、隨性所至，可見書者的灑脫“逸氣”；再看朱耷的“八大體”，禿筆藏鋒、質(zhì)樸古雅，與其孤峭磊落的人格緊密相連。古人好以人品定書品，很大程度上與“字如其人”的主張有關(guān)，因此如蘇軾、顏真卿等品行俱佳等文人書法多有雄奇剛健之美譽，而如宋徽宗趙佶的“瘦金體”與米芾的書法則因為人方面的不良評判而不那么入流。然而立足當下來看，如若拋卻道德標準等衡量尺度，趙、米二人的書法均獨具特色，堪稱書法史上的“奇葩”。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曾指出“審美的無功利性”，藝術(shù)之所以美，正在于其美得純粹，若一味以“書如其人”的一元視角去看待藝術(shù)，則不免有些道學冬烘的味道了。

辜鴻銘先生曾在其《中國的語言》一文里贊揚漢語的樸素深沉，而漢語之所以有此特點，則源于其本身的簡練和蘊藉之豐。中國的漢字好比一個萬花筒，雖只從一個窗口看去，但只要稍加轉(zhuǎn)動，便得以窺見各具風采的中國文化，而這也正是中國漢字之奧義和無窮魅力所在。今天的我們正面臨著“提筆忘字”的尷尬處境，但在全球興起的“漢語熱”無疑在警醒我們：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老祖宗創(chuàng)造漢字的智慧也同樣啟迪著當下的人們，切不可數(shù)典忘祖而應領(lǐng)悟漢字之廣博，努力成為真正博學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