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圖 黃河岸邊 龍只/攝

原標題：文科到底有什么用？

2024年高考剛剛過去，「文理之爭」再次成為一個熱點話題。高校中的文科生，似乎也在經受著某種普遍的焦慮：課程設置不專業(yè)、授課內容脫離時代、就業(yè)前景不明朗，甚至很多文科生自進入高校以來，就不得不將「卷績點保研」「考研」「考公」視為自己的出路。在今天，文科生還能做些什么？文科真的只是一門「無用之用」的學科了嗎？

在這個畢業(yè)季，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院長朱國華，選擇將「文科何為」作為學院畢業(yè)典禮上的致辭主題。他從當時甚囂塵上的張雪峰的一句「文科都是服務業(yè)」開始談起，與臺下即將畢業(yè)的學子探討在今天績效主義盛行的環(huán)境下「文科的意義」。

7月中旬，我們在上海的一間茶室見到了朱國華。他1982年考入華東師大中文系，后在南京大學中文系取得文藝系博士學位，曾任華東師大中文系主任。這份畢業(yè)致辭演講傳播到網(wǎng)上之后，獲得了很多討論，也引發(fā)了一些爭議。朱國華認為，自己無意于掩蓋當下文科生「就業(yè)難」的現(xiàn)實問題。但在當下的社會環(huán)境中，文科可以作為抵抗績效主義、讓人們能「從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中抽身，換個視角重新打量社會、歷史和自我」的一把武器。

我們與朱國華探討了他對于「文科危機」的理解。其實現(xiàn)實層面的「文科危機」并不是一個新話題，在近一百年間，世界范圍內的文科招生規(guī)模一直呈現(xiàn)著與經濟周期相關的波動。但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知識體系，一種理解社會和自我的途徑，「文科」所展示的批判性力量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缺席。

朱國華認為，「尊重文科，就是尊重我們自己?！?/p>

以下是《人物》與朱國華的對話——

文｜王媛

原標題：文科到底有什么用？

把文科當作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

人物：作為一位文科教授，你為何選擇在今年的學院畢業(yè)典禮上選擇「文科何為」作為演講的主題？

朱國華：這個問題其實我一直都有一些思考，但有一件事是我做這個演講的契機。今年4月有一則新聞，一名青年教師疑似因為壓力太大而自殺。他沒有通過學校第一個聘期的考核，在「非升即走」的規(guī)則下面臨著巨大壓力。這個事情反映出社會現(xiàn)在彌漫著一股績效主義至上的氛圍，我對這種現(xiàn)象是非常不滿的。寫這篇演講稿的最初意圖，是想要對績效主義說不。

今天的績效主義盛行，實際上已經到了一個非常壓抑的程度了。我們的社會評價系統(tǒng)，似乎都是看功效、看數(shù)據(jù)。在績效主義遍布的情況下，每個個體「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很難有人會不承受壓力，頂多就是躺平，「我不跟你玩了」。

所以我在這種背景下談「文科何為」，其實是把文科當作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呼吁大家重視文科，并不是在現(xiàn)實層面上談學科建設，而是更關注它的終極意義。

人物：「文科」可以作為抵抗績效主義的一種方式嗎？它的核心價值是什么？

朱國華：我并不覺得文科可以直接抵御績效主義對人的異化，但它可以讓我們看到自身的處境。文科首先是一個知識體系，但是它與人和社會發(fā)生關聯(lián)，它的關注點是「人」，是我們的社會、生活、歷史、傳統(tǒng)、生活經驗等方方面面。一些科學技術解決不了，或者無意解決的問題，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在關注和試圖解決它們。

文科的學術訓練核心是培養(yǎng)人的批判性思維。簡單一點說，批判性思維培養(yǎng)我們分析復雜文本、數(shù)據(jù)或社會事實的能力，讓我們對那些視為當然的觀念提出質疑，甚至把自己也納入被質疑的對象，也就是鼓勵自我反思，它要求我們從多元視角加以思考，尤其讓我們關注事物的倫理維度。如果你具有一定的人文視野，你會對一些東西看出問題。

我演講時其實舉的例子都是績效主義的例子。我說的第一個例子，原某大廠副總裁說「員工鬧分手提離職，我秒批，為什么要考慮員工家庭？」這個會讓我們感到不舒服。一個企業(yè)鼓勵的是狼性，強調的是績效為王、利潤掛帥。這是人家的企業(yè)文化，你不喜歡，你不進他們企業(yè)就是了，我們能這樣想么？這位原高管在后面的道歉聲明中其實也強調的是其人初心是好的，只是態(tài)度有點急，方法不大對。她并沒有意識到任何一種企業(yè)文化，都必須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當她強調「我們的關系就只是雇傭關系而已」的時候，換句話說，當她把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視為一個抽象的勞動力的時候，其實她內心秉持的價值觀與19世紀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資產階級價值觀相距不遠，這些觀念馬克思等哲人早已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績效主義的大行其道，應該與資本主義的興起是同步的，它本身也可以說是現(xiàn)代性諸多側面中的一個?，F(xiàn)代性的諸多弊端也催生了它的反對者，我們有時候也稱之為文化現(xiàn)代性或審美現(xiàn)代性，它批判理性的濫用，對人的壓抑，關注工業(yè)化所帶來的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突出的就是人被物化的問題。

對績效主義的批判只是人文學科發(fā)揮效用的一端而已。我只是以此示例說明文科的實際用途。從某種意義上，人文學科能讓我們從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中抽身，換個視角重新打量社會、歷史和自我。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人文科學才獲得它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換句話說，尊重文科，就是尊重我們自己。

人物：績效主義在當下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

朱國華：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帶來了物質上的豐裕，但它常常不能夠解決人心靈的問題。今天我們的幸福感好像不升反降，我們精神上的焦慮大大增加了?，F(xiàn)在很多人焦慮的不是溫飽的問題，而是因為許多其他問題，例如必須擁有名包、名表，要開豪車住豪宅，孩子在小學就不能輸在起跑線上。我們每個行業(yè)好像都陷入了內卷的狀態(tài)，人們經歷的每個階段都在比拼，每個社會階層好像都不放松，每個人，嗯，這樣說有點夸張，很多很多人吧，都在抱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講適性逍遙、樂觀豁達的，但我們當代人，許多都感覺自己苦哈哈的，都活得很累。

人物：如你所說，當下很多人正在面臨著精神危機，精神如此緊繃。你覺得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

朱國華：這是個非常大的問題，我其實沒有能力回答。每個時代都可能出現(xiàn)與之相聯(lián)系的特殊精神危機形式，也各有其賴以產生的具體社會條件。我相信每個人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上會有各種各樣的回答。我還是從人文科學的角度來講吧。

我們這個時代，在世界范圍內，文科甚至文學、藝術這些東西正在邊緣化。我認為無論是人文學科的知識，還是文學藝術，都是鼓勵多元化解讀的。托爾斯泰描寫的安娜確實出軌了，從傳統(tǒng)的道德觀來看，她的痛苦咎由自取。但托爾斯泰喚起了我們對她的同情，這是怎么回事？這說明好的文學會把生活的復雜性告訴我們，我們有時候很難做簡單的非黑即白的二元選擇。但是在我們今天這個網(wǎng)絡社會，網(wǎng)上人人都可以發(fā)聲。人們不耐煩聽你慢條斯理講道理，喜歡直接表達觀點，當然意見越鮮明越好。所以現(xiàn)在是短視頻為王的時代。嚴密論證是討人嫌的，甚至迂腐可笑的。這樣，網(wǎng)絡世界中，人文學科找不到什么重要位置?；旧先宋膶W科論文的推送，還是人文學者自產自銷自娛自樂為主吧，流量上不去的。換句話說，人文學科或者文學藝術所倡導的對社會和個體的多元化理解和深度認識，與時代的快節(jié)奏不大合拍。

但是各種自媒體也好，各種微信群的話題討論也好，無論是出于追求流量的動力，還是為了表達的刺激或強度，都傾向于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從而夸大意見的分歧，并且不斷加深加固各自已有的觀念甚至感情的鴻溝。我們聽不下別人的聲音。假如說我們對同一個事實可以接受多種不同的解讀，承認別人論述也有其合理性，我們就不會那么偏執(zhí)，也可以去除掉一些戾氣。

我要說明，我們不能說人文學科的邊緣化導致了如今的精神危機，但無疑，如果我們對人文學科有更多的尊重和認可，也許我們今天的社會氛圍就更祥和一點。

人物：當下所感受到的焦慮，除了物質層面的追求以外，還有一種對于確定性的焦慮。小環(huán)境和大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都太大了，以至于我作為個體，除了「內卷」以外，不知道怎么才能不被拋下，或者不知道還能怎么去追求生活的錨點？

朱國華：我同意這種說法，但這個事情我們是沒有辦法應對的。我們怎么解決生活中的不確定性？沒有辦法的。不要說我們沒有辦法，特朗普也沒有辦法，一顆子彈向他打過來，他能左右嗎？在中國的文人里面，為什么蘇東坡這么受大家的歡迎，他就是「隨緣任運」，不會為未來的什么東西患得患失。即使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情，被貶到海南去了，他也是想方設法活得有滋有味的，當然我說的是精神生活，他照樣沒有廢棄自己的著書立說、琴棋詩畫，還帶飛了海南的教育事業(yè)。

不確定性假如是我們無法改變的東西，那么我們只能適應。我們的儒道釋都講心性的自我修煉，我覺得許多方面對今人還是管用的。學到了其中的精髓，可以做到守住自己的心不往外跑，萬變不離其宗。什么事情來了，你再去見招拆招，提早地擔心、焦慮是沒有意義的。順便說一句，我去年的畢業(yè)典禮致辭「仁者不憂」，就是專門討論在不確定的時代如何尋求確定性這個問題的。

配圖 甘肅夏河 龍只/攝

關于「文科危機」的討論，早在一百年前就出現(xiàn)了

人物：「文科危機」是現(xiàn)在大家很關注的一個話題。前段時間張雪峰的一句「文科就是服務業(yè)」，激發(fā)了很多人對文科處境的討論。您在演講中也提到了這件事。

朱國華：在這里我要有一個正面的回應。因為網(wǎng)上很多人認為張雪峰是對的，認為我強調文科價值是在唱高調。我覺得這里面有兩點要澄清的。第一點，文科它不是一種行業(yè)，它是一種知識體系。文科的某些內容可以轉變成職業(yè)技能，但文科不能等于職業(yè)培訓，它有自己的獨立性。第二點，張雪峰的說法有一種不健康的羞辱意味在里面，缺乏對服務業(yè)的尊重。我覺得任何職業(yè)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的不同。當然，很遺憾，這樣的平等意識在我們社會經常是被漠視的。

人物：張雪峰的說法非常粗暴，但是他的這句話能引發(fā)這么多的討論，說明還是戳到了很多人的痛點。很多文科大學生確實在就業(yè)中感受到一些劣勢，或者覺得自己在學校學的東西，跟就業(yè)市場的需求并不匹配。

朱國華：現(xiàn)在有一種傾向，就是認為大學教育必須和就業(yè)捆綁在一塊。但大學教育的責任范圍應該主要是向學生提供專業(yè)知識的學習環(huán)境和條件。為社會上的崗位提供人員培訓是社會的事，不是大學的義務。但流行的看法有時會將這兩者混淆為一回事?，F(xiàn)在我們對大學的評估，就業(yè)率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實際上這是把商業(yè)的邏輯轉變成了教育的邏輯，這是有問題的。

高等教育泛泛而言有兩種，一種接近于職業(yè)化訓練，你學會了這個技能，就直接能派上用場。還有一種實際上是對你這個人的訓練，是對人的全面素質的培養(yǎng)。比如我們華東師范大學里有很多師范生，畢業(yè)后去中學做老師。我擔任中文系教學系主任的時候曾經到中學去調研，了解我們的學生表現(xiàn)如何。一位語文老師直言不諱跟我說，技能方面不行，板書歪歪扭扭，講課制作的PPT也不精致。我聽了之后有點沮喪。但是他接著又說，我們招聘還是更愿意招華東師大的學生，因為技術性的事情是可以訓練的，但是華師大的學生，基本素質更高，這是決定性的東西。你通過學術訓練培養(yǎng)出了比較高的素養(yǎng)和能力，之后是可以把這個能力轉換到其他領域里面去的。

如果只從應屆生就業(yè)的角度來講的話，相比于理工科而言，文科肯定是弱勢的，我不想否認這個事實。因為它「變現(xiàn)」的能力比較弱，需要有個轉換。這跟現(xiàn)在文科專業(yè)的招生規(guī)模太大也有關系，因為在大學里辦文科相對容易一點，因為對研究經費、實驗設備這些花大錢的東西依賴比較小，招幾個文科教授就可以辦起來，但很多專業(yè)是沒有必要開設的。其實理工科也是一樣的，每年很多專業(yè)也都出現(xiàn)在被淘汰的名單上，只是比起文科可能還要好一點。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情況，歐洲學文科的人比例好像比中國高一些，歐洲文科生找工作的難度不知道比中國學生是不是還要更難一點。

人物：現(xiàn)在不僅國內，在全世界范圍內，都面臨著一定程度的「文科危機」，怎么理解這個情況？

朱國華：從文藝復興一直到20世紀，人文學科在大學里一直是一個統(tǒng)治性的學科。上個世紀30年代，英國大學有一半的學生就讀于文科院系；在牛津和劍橋，這個比例分別高達80%和70%。而自然科學課程直到1850年才出現(xiàn)在劍橋的課表上。即便現(xiàn)在，現(xiàn)在歐美歷史悠久的大學里，文科學院還是占據(jù)著學校里最好的地段。奠定現(xiàn)代大學理念基礎的兩位教育思想家——普魯士的洪堡與英國的紐曼，都鼓吹教育的非功利性或者說純粹性，他們都認為教育的根本在于培養(yǎng)完善的個人，知識本身就是目的。其實那時候接受大學教育的人是比較有限的，都是社會精英，這些人畢業(yè)出來，不必為生計發(fā)愁。

但是20世紀下半葉以后，大學越辦越多，已經開始大眾化。這樣，辦學模式肯定會更容易被功利主義所塑造，也就是需要適應工業(yè)化社會的期待。大學當中的人文學院規(guī)模經歷了幾次波動。有西方學者做過統(tǒng)計，從招生人數(shù)來看，1955年，綜合性大學中人文學科專業(yè)學生比例在17%左右，到20世紀70年代至1985年左右下降到8%，之后這個數(shù)字再次上升，在1990年代中期達到10%左右的峰值，然后再次衰退，到2008年經濟危機下降至了6%。

去年一篇影響巨大的文章《英語專業(yè)的終結》指出，在過去十年中，美國人文學科的入學率總體下降了 17%。雖然幾十年來，美國人文學科學生的平均比例一直徘徊在 15%左右?；旧?，有這樣的規(guī)律：經濟繁榮時期，文科的招生規(guī)模就得以擴大，經濟不行的時候，文科也最先遭殃。一項2022年的調查發(fā)現(xiàn)，只有 7% 的哈佛新生計劃主修人文學科，低于2012年的20%，以及1970年代的近 30%。這可能與我們處在全球經濟寒冬的大環(huán)境相關。

我覺得我們要承認這樣的規(guī)律，也要尊重市場，如果說大量的文科生都找不到工作，那說明文科生招多了，那就不妨減招。但我還是樂觀地相信，經濟回暖之后，文科生的需求又會增長，它還是會再起來的。這一方面，文科生培養(yǎng)的實際技能，在政府部門、公司企業(yè)等領域，包括教育、出版、媒體、廣告、文秘這些行業(yè)（這其實是不勝枚舉的），還是構成了明顯需要；另一方面，作為一種面向人本身的知識體系，它在任何現(xiàn)代國家都是須臾不可缺席的。

人物：我們今天面臨的「文科危機」，危機性都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朱國華：在世界范圍內，文科的招生人數(shù)在萎縮，以及人文學科領域教職崗位和科研經費會有縮減。目前，這樣的情況在中國還不是很明顯。文科危機對中國來說，表現(xiàn)得明顯的是，眼下到處充斥著愈演愈烈的「文科無用論」。在中國持續(xù)了兩千多年的教育其實就是文科教育，沒有理工科一點位置，但最近一個世紀情況完全顛倒過來了，變成了全社會對文科的系統(tǒng)性歧視。人們對文科是無感的。

我曾經在一所著名理工科大學的文學院任教，在那里我一個人開了十幾門不同的課，現(xiàn)代文學史、古代文學史、外國文學史、古代漢語甚至西方文化史都讓我去講，很多領域我是沒有受過系統(tǒng)知識訓練的。當時學校不給我一個本科生提供進修的機會，基本上只能自學，這邊看完材料，那邊就去給學生講，現(xiàn)在想想真的很對不住那時候的學生。有回我上大學語文課，問大家有幾位喜歡文學的，一百幾十號人的大教室，只有三人舉手。我只好換了個問法，問有多少人不喜歡文學，三分之一人舉了手。總體上來說，很多理工科的學生，甚至教授，人文素養(yǎng)水平不是很高。越是如此，越是不覺得人文素養(yǎng)是一種內在需要。

其次，現(xiàn)在大學越來越具有一些商業(yè)化特征，大學會考慮如何把學生打造成符合時代需要的勞動力。過去，大學本來是精英教育，注重的是培養(yǎng)社會的領袖人才，所以它的教育內容和方法并不需要讓自己全面對接各種職業(yè)崗位。這里面人文學科當然就發(fā)揮著決定性的作用。但現(xiàn)在的大學大眾化了，整個現(xiàn)代社會是由經濟組織起來的，就業(yè)問題成為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指標。因而跟社會沒有直接利益關系的人文學科，就被理解成了「屠龍之技」，被嚴重邊緣化了。

第三，其實人文學科內部，很多年來一直都有各種「終結」理論，比如哲學的終結、文學的終結、藝術的終結。實際上，這個層面的人文學科的危機，只不過意味著某種傳統(tǒng)理論體系到了它轉型的時刻。但我覺得，最嚴峻的問題是實際上中國的人文學科——我指的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人文學科——從來就沒有得到充分的發(fā)展。但這一點有點偏離我們現(xiàn)在討論的主題，我就不想展開了。

人物：如果現(xiàn)在一個普通的高中生面臨著要選專業(yè)，會給TA什么建議？

朱國華：我最大的建議就是認識你自己，知道自己是誰，喜歡什么、能做什么，然后圍繞著這些方面來進行專業(yè)選擇。當然，自己的人生設計未必一步到位，需要不停地糾錯。你即便選了后來發(fā)現(xiàn)自己其實并不喜歡的專業(yè)，其實還是有調整空間的，比如你可以提出轉系。你還可以利用考研的機會選擇自己的真愛。我自己很幸運，我知道自己喜歡文學，也算具有研究文學的一些能力，也覺得在大學里面做一名文學教師很幸福。我基本上沒太走彎路。我有一些中學同學文理科都好，但更喜歡文科，被父母親逼迫學了理科，結果這些同學最后其實沒有一個是進行理工科學術研究的，要么當了領導，要么進行了創(chuàng)業(yè)，也有的經受了一些坎坷，我時常想，當年如果選擇文科，其中有的人，人生也許會更加圓滿。

至于說你文科和理科的能力都差不多，興趣也差不多，那我建議你讀理科，因為更好找工作嘛，我不想掩飾這個事實。還有我懷疑文科再轉回理科是不是更難一點。但如果說你很喜歡文科，我還是建議你不要逼迫自己選理工科。大學學習的過程，經常是一個痛并快樂著的過程，如果你對理科不喜歡，那你會只有痛沒有快樂了。我覺得還是要對自己好一點。人生苦短。

配圖 拉卜楞寺 龍只/攝

教文科學生不要被現(xiàn)成的答案捆住手腳，是一個蠻艱巨的任務

人物：你每年都能接觸到新入學的本科生，覺得與自己當年上大學時相比，現(xiàn)在的學生有哪些顯著的不同嗎？

朱國華：他們和我讀大學的時候是不一樣的精神風貌。我讀大學的時候覺得解放了、自由了、放飛了，有時候甚至曠課，到圖書館去讀自己愛讀的東西，自由讀書、自由討論、自由寫作，老師也不怎么管。

但是今天的孩子我覺得他們很早就「功利化」了，要考慮自己的績點，興趣單一，保研是頭等大事。我覺得他們不太愛冒險，都太循規(guī)蹈矩、太乖了。他們從應試教育一路過來，我們要做的首先是替他們「洗腦」，就是說要抹去高中學習的那種思維定勢，放棄死記硬背的讀書模式，教他們不要被現(xiàn)成的答案捆住手腳，鼓勵他們大膽懷疑和批判性思考。這聽上去容易，懷疑和批判不很簡單么？但有意義的懷疑和批判是需要充分理由的。所以這其實是一個蠻艱巨的任務。

我們現(xiàn)在的保研主要看績點，是所有課的績點。如果只有一兩門課成績特別好，別的課不怎么好，那最后的績點就上不去。這里面的邏輯其實和高考的邏輯是一樣的，就是不允許出現(xiàn)所謂偏科。但我們這個時代出現(xiàn)百科全書式樣樣都好的偉大人物的機會不是那么多，每門科成績都很好的人，其實不見得最后的科研表現(xiàn)比所謂偏科的人能力強。我覺得某種層面的偏科是重要的，我們畢竟生活在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時代。但是我們今天的環(huán)境就是不利于個性化培養(yǎng)，容易培養(yǎng)的是高水平的庸才，也就是什么事都做得很認真精細但沒有什么創(chuàng)造性和想象力的人才。當然話說回來，績點制主要考慮的是公平公正原則，所以這個制度也很難去改變，因為如果不通過績點去評估，權力尋租就會起作用。

我們華師大對本科生有「前期導師」制度，本科生們在某種意義上享受研究生待遇，我們這些老師們帶領一組本科生小范圍讀書討論。我也不時擔任「前導」，這樣跟他們就有一個近距離的接觸。我發(fā)現(xiàn)他們不大愛討論，每次有同學主講的時候，其他同學大多數(shù)情況下無動于衷，沒有什么反應，這讓我感到很沮喪。我覺得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特別忙，課非常多，而且很多是公共課，而不是專業(yè)課，以至于他們上課上得沒有時間讀書和思考了。我不知道是否中學階段的訓練方式，對他們的好奇心、陌生感和想象力，產生巨大的破壞性影響。

人物：到了碩博階段呢？當他們開始進入學術研究的階段，會有什么共同的困惑嗎？

朱國華：其實碩士博士有什么困惑，得要問他們。我自己沒讀過碩士，讀博士的時候年紀已經不小了，當時肯定有什么煩惱吧，但現(xiàn)在一點都記不得了。如果我從導師的角度來觀察，我覺得碩士的壓力相對還好一點，博士是比較焦慮的。碩士論文相對要求不是特別高，碩士學位畢竟是個過渡性的學位。我們這邊的碩士就業(yè)，除了有例如考公這類想法，目前還是不難的。

至于讀到博士這個階段，基本這些人很多都想要到大學里面去任教?？墒遣┦刻嗔?，大學能提供的崗位是很少的，而要求又是很高的。這就難免出現(xiàn)內卷的問題。許多博士生發(fā)愁的是在CSSCI類雜志上發(fā)表論文。有不少學校有具體發(fā)表要求，滿足不了就不發(fā)學位證書。即便在讀大學沒有要求，許多大學在招聘青年教師的時候，都有較為嚴苛的論文發(fā)表的準入門檻。但是在CSSCI類雜志上發(fā)表論文不是件容易的事。博士生畢業(yè)的時候，通常30歲左右了，這時候還會面臨情感問題，組建家庭的問題。如果未來在大城市找到教職，還有巨大的經濟壓力，需要考慮貸款買房的問題。這些很現(xiàn)實的問題，會對學業(yè)的健康發(fā)展，造成或隱或顯的干擾。

一些博士生們還面臨自身學術能力趕不上學位論文的學術要求的問題。許多博士生從學習成績來講，算是學霸。但是會考試的人不見得會做研究?？荚嚹軠y試的是有大致答案的知識問題，但學術研究多少需要點原創(chuàng)性，要在沒有答案的地方給出你的答案，或者在有答案的情況下，你給出更好的答案。許多博士生無法面對這樣的挑戰(zhàn)。中國的高校其實涌入了許多并不適合進行艱深學術研究的人。

為什么這些學術悟性一般的人還是吭哧吭哧地要做研究呢？也許是這些人走錯門了，也許是中國的教育系統(tǒng)相對于其他部門而言，更能夠體現(xiàn)公平的原則，也就是說，比其他領域，更少依賴社會資本或經濟、政治資本，也就是更少依賴人脈、金錢和權力。不管怎么樣，你做的研究究竟水平怎么樣，還是比較透明的。這樣，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個實現(xiàn)跨階層提升的機會，會想方設法擠入到高校里來，而并不是自己在學術研究上面稟賦比別人高多少。

人物：隨著現(xiàn)在高校學科設置細分化，是不是年輕的文科學者進入研究領域之后，視野也會變得越來越局限？這和我們傳統(tǒng)印象中對于通才性的人文學者的培養(yǎng)也有所不同？

朱國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重建了學位制度。以我較為熟悉的中文學科來說，我們分成了許多二級學科，進行碩士、博士生培養(yǎng)。我覺得這樣學科之間的分類有時候不大好理解。比如，語言學與文學合在一起，變成「中國語言文學」這樣的一級學科，這是很別扭的。當然，文學是語言藝術，但是文學研究與語言研究只有很小的交叉重疊，它們的研究方法是差異極大的。我們做文學研究的，其實有時候不大看得懂語言學或文字學的論文。但另一方面，古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文藝學和外國文學或比較文學這些二級學科，各自成立教研室，各自獨立組織論文答辯，各自召開二級學科內部的會議，對彼此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強調，學術壁壘越來越嚴格，這就導致研究的格局越來越小了。教研室制度和學位制度應該是這一趨勢不自覺的隱形推手。學科越來越細分，分割越來越小，學術就變得越來越瑣碎無聊，文學史料學越來越發(fā)達——因為這些史實好像比文學判斷更具有確定性更靠譜，但是這些文學史料，我猜想在那些史學領域的專家來看，是否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是值得懷疑的。在我看來，好的學術研究始終總不會是就事論事的，應該是指向普遍性的。

我一個比較激進的主張是取消二級學科，這個二級學科的概念全世界也沒聽說哪里有，我們民國的大學其實也沒有。當然我這個想法不大會得到支持的，因為二級學科畢竟也已經存在了好幾十年了。至于通才的培養(yǎng)，我的感覺教育體制的作用是有限的，關鍵還在于個人。舉個例子來說，一個人做學術研究，做到極致的時候，必然要突破自己的專精領域，這也就必然會促成跨學科傾向的形成。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彼此之間相互借鑒的地方很多。高校當然始終會存在一些學科的界限，但對個體而言，如何利用學校的資源，在研究中穿越這些疆界，是學者發(fā)揮自己主觀能動性的事。

朱國華受訪者供圖

文科如何「為」

人物：「文科何為」的主題，最后還是要回到「為」上面，你在演講的最后也呼吁同學們要「投入戰(zhàn)斗」，那么當下文科學子究竟該如何「作為」？

朱國華：我這篇演講是講給即將畢業(yè)的學生們聽的，但是我覺得真正能夠聽進去的人可能還是很少的。所謂去「戰(zhàn)斗」，意思是把你們學到的理論跟現(xiàn)實結合到一塊。通過我們的研究、通過我們的閱讀，通過我們達到的某些認識，盡可能落到現(xiàn)實中去，話語活動本身就是一種實踐。當然，落到現(xiàn)實或者話語實踐有時候難免是要跟社會發(fā)生沖突的，那么這個時候你要勇敢，這就是我說的戰(zhàn)斗意識。比如最近對油罐車的報道，就是新聞記者干出來的很棒的事。記者也好，律師也好，如果沒有這些人，人家就對那些不正當?shù)?、違規(guī)的東西安之若素，覺得事情就應該是這個樣子的。文科人在這里就顯示了批判的力量。

我在2020年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忠誠于真理》，我說，如果你遇到外部壓力逼你撒謊的時候，這時候你哪怕選擇保持沉默，這也是一種勇氣。我并不是要求他們要做多么奮不顧身的斗士，犧牲自己。我們應該允許大家有不做英雄的權利。但是在做英雄與做犬儒兩者之間，還是有許多自我選擇的空間的。無論如何，我們一定不僅要活著，而且最好是有尊嚴地活著。

人物：就你自己而言，通過從事文學研究所獲得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么？

朱國華：一言以蔽之，獲得新的認識。無論是對文學作品、文學事件還是對文學理論的研究，我都在力爭對這樣一些涉及文學的事實進行如其所是的理解。我大體上是在好奇心的支配下展開這種智力的探險的，所以寫作對我來說，是一個既艱險、痛苦，又充滿刺激和快感的一個過程。文學作品當然可以理解為生活的鏡與燈，但也可以理解為某種浮標、切片、結晶以及夢的碎影，透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從中領略歷史中的真理或人內心的海洋。讀書或思考時最激動的時刻就是陶淵明之所謂「每有會意，輒欣然忘食」的快樂，就是「竟然還有這樣的人和事」「對這部作品還可以這樣解讀」「我終于找到了解釋它的最好途徑」諸如此類的慨嘆。通過文學，我越來越深、越來越廣地理解了人生和社會的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這樣的理解是可以跟學生、親友甚至陌生人直接溝通的，并且深化了我們之間的聯(lián)系。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自我價值得到了實現(xiàn)，我切切實實感到了幸福。

人物：從社會發(fā)展、行業(yè)變化的角度來看，之前二十年，房地產、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等行業(yè)的快速發(fā)展，給了文科畢業(yè)生參與時代紅利的機會。但當下新興且快速發(fā)展的行業(yè)，比如人工智能，似乎更加技術化，甚至率先可能被取代的就是例如翻譯之類的一些「文科崗位」。你覺得在這樣的趨勢下，文科學生還有直接參與時代生產力變革的機會嗎？

朱國華：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技術的廣泛應用，就是會使得現(xiàn)有的社會秩序、社會格局、社會面貌發(fā)生某種變化，這個變化往往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比如說無人駕駛的技術出現(xiàn)了，出租車行業(yè)可能會發(fā)生系統(tǒng)性的變化，很多司機失業(yè)了，該怎么解決？他們的家庭怎么辦？這個系統(tǒng)性的變化，還是需要人文社會學科來關注。互聯(lián)網(wǎng)也好，AI也好，生物醫(yī)學也好，這些技術對社會的運用，在什么意義上是合理的呢？在什么意義上例如某些基因編輯的操作方式是反人類的呢？某些技術手段該如何大范圍推廣或進行局部限制，才能有助于我們走向一個更和諧的社會？如何進行有效的統(tǒng)籌管理？這些方面文科還是可以發(fā)揮它的優(yōu)勢。

我早年的一個中文系學生現(xiàn)在任教于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系。她就承擔過一個為無家可歸者設計住房分配的政府項目，她的同事負責提供技術手段，而她則負責為「何為公平合理的算法」提供方向性意見。事實上，AI技術越是發(fā)達，社會對人文學科的渴求就會越強烈。

在AI時代，無論學什么專業(yè)，如果一個人缺乏想象力，缺乏獨創(chuàng)性的話，在未來可能可替代性是比較強的。這當然會帶來深刻的社會變革，這樣的變革會走向何方，是難以預料、也難以避免的。對技術變革的前景，我們不能采取鴕鳥主義抱殘守缺的態(tài)度，我覺得還是應該迎頭而上。模仿荀子的話「制天命而用之」，我們對科學的態(tài)度應該是「制技術而用之」。舉個例子。前不久我們華師大設計學院辦了個畢業(yè)展，他們充分利用了AI技術完成了許多驚艷的畢業(yè)設計。AI當然會生成一些內容，但是我們畢竟需要向它喂料，也就是提出創(chuàng)意，讓AI來實現(xiàn)。所以，創(chuàng)造性的事情畢竟還是以人為主體。

AI并不能替代所有。即便是翻譯這樣的事，一些比較標準化、公文化也就是高度形式化的文本，翻譯軟件已經非常出色了。但翻譯這樣的職業(yè)還是無法完全取消的，因為涉及到比較復雜的情境，或者較為另類的表達，情感性的語言或雙關語，也就是跨語境狀態(tài)下無法直接尋找到對等語詞的這樣一些情況，翻譯軟件可能就難以全部奏效了。

作為一種知識形態(tài)，文科是科學技術的盟友；作為一種關注人與社會、關注價值的學科，它存在于科學技術的彼岸。它會為生產力引發(fā)的變革提供合乎人性的建議和意見。它永遠不會消失。如果不幸消失，那么這就意味著人世的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