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字星五，排行老二，寧夏固原（現(xiàn)甘肅環(huán)縣）人。他生于清道光已亥年（1839），卒于清光緒戊申年（1908）。因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念他勇敢善戰(zhàn)，并且參與了鎮(zhèn)壓戊戌變法等一系列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歷史事件，是清末歷史的一個有功之臣，加封他為太子少保銜，人們又稱他為“董宮保”。吳忠西南十幾公里處的“董府”就是他革職禁錮后，花了四千兩銀子建蓋的府邸。

這董福祥本是一個農民的后代，其父董世猷好賭，董福祥年少時，家境中落，讀書未成，生性頑皮，成人之后，竟長成了一副魁偉彪悍的體魄，身材高大，倜儻風流，能說會道，常于鄉(xiāng)人一起談點天下大事，尤其好談古今歷史兵法、戰(zhàn)爭，談至高興處，他神情激揚，向人流露出了他的胸中大志，說：“好男兒志在四方……”

鄉(xiāng)人覺得這年輕人不錯，有膽有識，是個難得的奇才。于是，鄉(xiāng)里面醞釀著成立“哥老會”時，都推舉他做了當地“哥老會”的龍頭。

后來，他不滿官府，跑到慶陽、安化一帶聚眾起事，投奔了慶陽民團團總高二，高二命短，被人暗害，他又被推出來，坐了民團的第一把交椅。幾年之后，他帶的隊伍，發(fā)展到幾十萬，他又改名自稱為“保安司令”。

1869年，左宗棠部將劉松山率兵攻打他的老巢——鎮(zhèn)靖堡。兵敗如山倒，他順勢投奔了老湘軍。他所帶十幾萬流民，其精銳者被劉松山改編成三營，號稱“董字三營”。

同治七年十二月至同治十三年，董福祥跟隨左宗棠、劉錦堂等人鎮(zhèn)壓了金積堡馬化龍的回民起義軍后，他開始與西北馬家軍閥的鼻祖——馬占鰲有了緣分。馬占鰲是當時西北回民起義軍的一支勁旅，他在他的老家河州一帶組建了一支“河州靖南軍”的義軍，董福祥奉命赴河州一帶鎮(zhèn)壓。馬占鰲一看急傻了眼，嚇破了膽，便聞風前去“董字三營”歸降。

董福祥念在同是甘肅人的份上，不但沒殺馬占鰲，僅把他帶的回軍改編成“河州清南馬隊”，馬占鰲授副將銜。馬占鰲有一位部下，名叫馬海晏，任馬隊中旗幫帶，全隊歸董福祥統(tǒng)領。

光緒元年（1875年）四月，董福祥隨左宗棠部將劉錦堂進兵新疆。“河州清南馬隊”一路隨行，再說馬占鰲年紀已大，不愿進疆，便叫過他的長子馬安良，說：“尕娃兒啊，老爹這把年紀，不行了，你去接著闖吧！”

馬安良承襲父職，成為董福祥手下的一員虎將。董福祥先后收復阿古柏侵占的領地后，被清廷賞加尚書銜，授喀什噶爾提督和烏魯木齊提督。馬安良步將也都得到了好處。

1894年，董福祥進京述職，適逢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西太后見到董福祥的第一面，覺得他人高馬大，頗有將才，隧命他留守京城，授董福祥甘肅提督。光緒皇帝又調甘軍馬步八營歸董福祥統(tǒng)領。馬安良、馬海晏也趁此來到了北京城。但不久，又發(fā)生了河湟事變。

河湟事變，首先起源于循化。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由于該地區(qū)伊斯蘭教新舊兩個教派的爭執(zhí)；二是由于當時主政的一些地方官員昏聵無能，殘暴專制，對爭教雙方不能秉公辦理，濫殺無辜，結果造成官逼民反。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九，教民攻循化廳城，進而演變?yōu)榍迥┪鞅钡貐^(qū)又一次少數民族的大起義。

起義爆發(fā)后，兩、三個月內，應者紛起。清廷命令甘肅提督董福祥自京開拔，前去鎮(zhèn)壓。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9月21日，董福祥率總兵王鉞安，命副將馬安良、參將張銘新、馬海晏等人做先鋒。馬安良、馬海晏馳抵洮河岸邊，苦思一番之后，把河面漂浮著的羊皮筏子串成浮橋，供董福祥通過洮河。董福祥率隊一路上攻掠回民營寨，沒打幾仗，二十幾天，就把個圍困了半年之久的河州城從回民軍的手里奪了過來，可稱得上用兵神速，但究竟是啥原因呢？原來是這董福祥采納了他手下的幾位軍師王學伊等人的辦法：以回制回。

董福祥大膽起用部將馬安良、馬海晏對河州一帶的回民進行招撫的同時，他還起用了另一幫子回民首領。其中有兄弟兩人，大哥的名字叫馬福祿，弟弟叫馬福祥。馬福祿和馬福祥都曾先后是清朝的武進士，家住河州韓家集陽洼山，他們是陽洼山一位大地主馬千齡的兒子。河湟事變發(fā)生后，馬千齡覺得天下亂了，便自動招募了7000多人，組成“安寧軍”，清軍到了韓家集后，馬千齡主動找上董福祥的門來，話雖不多，但感覺到董福祥有點派頭，便把他的兩個兒子以及親戚鄉(xiāng)黨組成的那支7000人的“安寧軍”，托給了董福祥。

董福祥特別看重這幾位姓馬的部將。馬安良、馬海晏、馬福祿、馬福祥等人，也為董福祥十分的賣力。在剿殺馬營、米拉溝時，只見那馬福祿等人騎在馬背上，馬刀一揮，直著進去，橫著出來，無比英勇，回民起義被殘酷的鎮(zhèn)壓下去了，接下來辦理善后，馬安良為了討好董福祥，曾表示每天交人頭50個，最后又嫌人頭不方便，改交耳朵，一次就交了兩大馱。

所以，青海的回民說“馬安良的頂子是用回民的血換來的，馬福祿子孫的大官是用回民的頭換來的。”他們就是這樣贏得了董福祥的重用和提拔。河湟之戰(zhàn)結束后，馬安良授副將職，馬福祿被破格提拔為總兵，馬海晏任千總，馬福祥等人同樣也受到了董福祥的器重。

1897年12月，光緒二十三年董福祥奉命由河湟率甘軍二十營移駐大莊關、平陽府一帶，以便東衛(wèi)京師，西控關隴，部將馬安良、馬海晏前往。馬福祿、馬福祥兄弟二人同時奉調北上，他們帶的七營兵馬改編為簡練軍，由馬福祿統(tǒng)領，駐防于河北薊州，歸董福祥武衛(wèi)后軍節(jié)制。

1898年6月，“百日維新”開始，西太后暗中調董福祥的甘軍，虎視眈眈，對北京城造成了包圍。“維新變法”失敗后，董福祥命馬安良、馬海晏、馬福祿等人占領京城的各個要地，并截斷了袁世凱的武衛(wèi)右軍從天津通往北京的道路。馬福祿的簡練軍進入紫禁城，替換了光緒皇帝的前后侍衛(wèi)，囚光緒皇帝于瀛臺。

1900年5月（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lián)軍開始攻占天津，向北京逼近。董福祥率甘軍扎營于天壇，其部馬福祿等率簡練軍先后駐扎于南苑。

5月22日，董福祥命令馬海晏、馬福林等率隊，配合義和團和八國聯(lián)軍混戰(zhàn)于廊坊車站，此戰(zhàn)，是庚子之役的第一惡戰(zhàn)。